两汉魏晋时期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
实际上，两汉魏晋时期，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一旦获宠，立刻封官晋爵，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司马迁特地为佞幸立传，开篇就提出：“非独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班固在《汉书·佞幸传》中同发一慨：“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至于《晋书·五行志》说的“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已超出以色获得贵宠的范围，这里姑且不论。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流风之所及，给社会精神气候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里写道：“昔以色幸者多矣。”这里的“昔”，指的是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过那时男宠的涵义比较局限，只是爱其色，陪伴左右，宠而骄之，有虚位，而无实权。《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宋景公宠幸向魋，把胞弟公子地的四匹白马的鬣尾都染成红色，送给向魋，此事激怒了公子地，立刻派人夺了回去，使得向魋很恐慌，决定逃亡别国。景公对此亦无可奈何，关起门来大哭，眼睛都哭肿了。 魏王和龙阳君的故事，听起来还要动人。一次两个人同船垂钓，龙阳君突然掩面而泣，王问所以，回答是钓到了鱼。魏王感到奇怪，说钓到了鱼为什么还要哭?龙阳君说，钓到鱼自然高兴，但钓到更大的，就不想要前面那条了。因此联想到天下的美人多的是，难免撩起衣裳往大王身边跑，终有一天我会被抛弃，想到这一层，能不哭泣吗?魏王为表示宠爱之心坚不可移，当即布令全国，如果有谁敢于胡说乱道美人之类，就处以灭族之罪。宠幸得可以说无以复加了。但龙阳君本人并没有因此得到实际权位，致使他临钓而泣的潜在因素始终存在。 到了汉代，色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一旦恩宠，便授以重位，不仅内承床笫之私，而且外与天下之事。汉文帝宠邓通，汉武帝宠韩嫣，已官拜上大夫，赏赐巨万，犹称小者。最典型的是董贤，汉哀帝一见之下，“悦其仪貌”，即拜为黄门侍郎，并将其父迁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贤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甚至与皇帝同床昼寝，压住董贤的一只衣袖，汉哀帝宁可用宝剑斩断衣袖，自己悄悄地爬起来，也不愿因自己的不慎而惊醒爱臣的美梦。后来宠幸加码，又迁董贤的父亲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董贤的妻父也封为将作大匠，连董家的僮仆也破例受到赏赐。 董贤本人，经过柔媚婉曲的不懈追寻，终于诏封为高安侯，食邑千户，不久又加封二千户，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权力之大，几乎“与人主侔矣”。而一次在麒麟殿的筵席上，哀帝趁着酒意，扬言要效法尧舜禅让之制，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吓得群臣慌忙奏报：“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哀帝听了老大不高兴，如不是几个月之后驾崩，事情如何发展，正难逆料。史书上说，董贤的超人绝技是“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宜乎有这样的特点，才能因宠而获致如此高位。 这也就难怪《史》、《汉》两书均重视色臣专宠的问题。 班书针对董贤的教训，认为西汉的衰亡，“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违背了孔子关于不“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的遗教，谆谆致戒后世，一定要懂得“王者不私人以官”的道理。 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在武帝之世言“今上”，运笔较为含蓄，不正面论次蓄宠者的是非得失，而是通过记述史实，证明邓通、韩嫣、李延年一干宠臣，到后来非逐即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结论是：“甚哉，爱憎之时！”意思是说，既然以色事人，就会有因色衰而爱弛的一天，色臣们固宠虽然有方，却无法抗拒“爱憎之时”的客观规律。 就对后世的警策而言，《史》、《汉》各有侧重，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史家的警策之论，只不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本身并不因此有任何改变。汉以后男宠色臣为患,事实上更趋严重，直到南北朝时期一些王朝的频于危亡，也还有这一因素掺杂其间。 沈约撰《宋书》，追溯刘宋一朝的兴衰，毫不宽贷“易亲之色”和“权幸之徒”的危害，根据《汉书》的《恩泽侯表》及《佞幸传》的名目，别列《恩幸篇》，痛陈民何以“忘宋德”的原因。其中写道：“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又说：“挟朋树党，政以贿成，鈇钺创痏，构于筵笫之曲，服冕乖轩，出乎言笑之下。”缕陈条析得头头是道，比史、班更无所顾忌。司马迁在《佞幸列传》结尾处曾说：“自是以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不愧为远识卓断。 总之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和权佞色臣以色固宠，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乱源，不论这中间表现形式生出多少变化，王者“亲便嬖”、“私人以官”则一，它可以把任何健全的选辟制度都变成有其名而无其实。 陈寅恪先生写有一首《男旦》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意在讽刺某些没有骨骼的知识界人士在奉行“妾妇之道”。但如果说这些渊源有自的“妾妇之道”，也包含有“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的流风遗韵，恐怕不致有牵强附会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