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教授，博士生导师)
顺天应物、天人和谐”的基本含义
“顺天应物、天人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中国远古的原始哲学和宗教巫术密不可分，宗教巫术是各民族童年时代的文化形态。夏商时代主要奉行宗教天命观。西周时期，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人关系即人神关系。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促使人们对天道产生了怀疑，逐渐形成了重人道人德的观念，天(神)与人产生了融通关系，这是中国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战国时期，庄子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皆由气构成，反对人为(尤其反对妄为)，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境界。《易传·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其征”的天人合一思想。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发展。西汉董仲舒将天人合一加以演变和，形成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同时将阴阳五行神学化，封建伦理绝对化、纲领化，将封建制度神圣化、凝固化。经唐至宋，天人合一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张载认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认为太虚之气是世界的本原，人与天地自然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这是对庄子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人和自然都遵循阴阳二气“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的对立统一规律，人生的最高理想即天人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就其民族文化的总体而言，其基本含义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们的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或者说是精神与自然的统一。
天人和谐与征服自然
天人和谐与征服自然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日本的北聆吉氏在《东西文化之融合》中谈到两者的文化差异时说：
西洋文化——征服自然——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共相游乐。
凡东洋诸民族皆有一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点，即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
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
自然之，境遇之改造，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与自然融合，对于所与之境遇之满足，为东洋人优游之境地。此二者皆为人间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
这段文字，其所言东洋文化，如除去印度文化圈，而就以中国文化或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炎黄文化圈而言，确是道出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
李大钊先生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讲：“东西文明有差，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对李大钊关于东西文化差异的界说且不去具体讨论，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是强调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也肯定一为适应自然，一为征服自然。
梁漱溟先生认为东方文化无征服自然的态度而与自然融洽相乐。他对于中国文化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而视征服自然为西方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认为“征服自然是借着科学才做到的，尤重于经验科学”。他认为西方文化中进取的“向前要求”的态度，也就使西方文化具有了征服自然的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的异彩。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这一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在文化研究领域似已成为不争之实。二者各有其特点，至于孰优孰劣，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把握和认知。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把自然人格化，人格自然化。把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和谐地共存与演进。当然，在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学流派中，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追求也不甚相同，如儒墨突出人道原则，道家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自然(天)之上。儒墨将自然(天)视为前文明状态，强调自然只有人文化，才能获得其自身价值。儒家强调的超越自然，化自然为人文，主要是指化天性为德性，意在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在强调德性的同时，表现了重人文轻自然的弊端;缺乏对自然科学的探究。道家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善的状态，而不必经过人化，人化的过程是对自然美的理想状态的破坏。在人生哲学上，道家主张“因任自然，超越羁绊”;在修身、养生问题上，取法自然，主张“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自然)”(《庄子·秋水》)。与儒家重人性轻自然相比，道家崇尚自然，并将自然状态理想化，对自然界缺乏能动的作用与积极的改造，道对儒轻视自然的倾向自然缺乏足够的制约力量。从物质文化的创造而言，儒道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都有其消极一面。从另一角度看，道家的“无以人灭天”、“法自然”又包含着尊重自然的呼声，强调人为过程不能偏离或违背自然的法则，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人为要循乎天理，合乎天道。作为共同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基石的儒道两家，尽管其对天人关系的态度有差异，但二者在相对互补、融合与发展中所呈现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倾向是清楚的，天人关系决不处于对立状态。庄子认为乱世是人不自由产生忧患的原因，主张摆脱各种忧患，无羁无绊，摆脱一切束缚，求得新的平衡。这便是庄子自然观形成的根源。可见，庄子自然观决不脱离社会，而是为了更好地作用于社会。实际上，儒道两家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即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
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一向有重视农业的传统，自古及今，农民有祭天地的习俗，一方面庆祝丰收答谢天地，一方面乞求天地赐福，以期来年有个好收成。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密切的。中国人办喜事，新郎新娘首先拜的是“天地”。在其他各类祭祀活动中，祭天也最常见。在泰山文化中，记载着人们对天、日神的崇拜，山上燃火，火上祭太阳。中国古代的《乐记》中讲“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已经注意到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汉代画像砖弋猎割禾图，将人、雁、鱼、树、庄稼、池塘等入画，表现人们收获和射猎动物的场景，在绘画中反映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在中国的园林建筑中，也充分体现天人合一之境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将天人置于对立状态，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不相融的。西方古代科学寓于对自然的探求之中，故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著名数理与建筑学家阿基米德。即使是宗教与神学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也扼制不住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对大自然奥秘的探索。艺复兴，16世纪的欧洲在科学研究的内容上，开始从感性和经验成果转向对事理和规律的探究。在方法上，逐渐形成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他们利用古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和成果，使自然科学脱离宗教神学，迅速发展。借助新的科学技术，哥伦布发现新，麦哲伦等人环球航行成功，证明了地球为球体。这不仅加速了封建教会统治的灭亡，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也增强了人们追求真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征服与改造自然的信心和勇气。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基本完成，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兴趣和成就愈来愈大。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和光学理论产生，瓦特发明了第一台大型蒸汽机，整个数、理、化、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新的研究成果，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西方人的冒险精神和征服自然的非常强烈，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典型的反映，从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到现代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等不胜枚举。
天人和谐与征服自然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探究自然科学，征服、利用与开发自然，尤其是文艺复兴后，随着工业和科技时代的到来，物质文明的程度大大提高，人类社会发展异常迅速，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现代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为主要标志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须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需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因此，征服自然这一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精神，仍是创造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诸如：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在运输、旅游、通讯、导航、遥感、天气预报、勘查等方方面面的运用，和平利用核能，遗传和生物工程的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等，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和质量。
当然，历史地看，文明的发展往往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展开，如果过分地强调对自然的征服，无度地开发利用，或者利用科技进步，行与人类文明事业背道而驰之实，就会给人、自然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乃至灾难性的负面影响。如的研制与扩散，核军备竞赛，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索取，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物欲的膨胀与精神的空虚等现象的存在，使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及其内部的平衡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
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协调，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是重大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客观上告诉人们，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超越自然规律，无度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只能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去利用自然，让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共存共荣。同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中，自然界也决非一个超越人类的异己的本体，它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因此，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与外在自然的平衡，天道与人道的平衡等，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对于解决现代社会因无度地征服自然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威胁等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519、564、568、6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关于自然与精神的统一理论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总结，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主导精神的天人合一的内在合理性和合规律性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面对着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天人合一”思想在世界文化领域必然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引起西方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甚至视之为21世纪的生存救星，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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