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追求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心灵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文化深植中华文明的核心，和谐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观。
关于“和”的概念，诸子百家多有论述，《诗经》中多次出现“和乐”、“和鸣”的词语，《易传》中有“保合太和”的说法，《尚书》中强调“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国际环境。孔子在《论语》中说：“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主要将和纳入礼的范畴，运用规范制约达到社会和谐。墨子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他以世界眼光期待四海升平。法家通过法治，主张“上下调和”。兵家、阴阳家、杂家无致力“和”文化的论述。然而，以上诸子主要是在人文社会中发掘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意义，唯有道家的和谐观念，是从宇宙和谐的高度，下落到人际和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天人合一的境界。
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归结出宇宙最原始的和谐，乃是混沌。《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诞生以前就形成了，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见它的形体，它寂静而空虚，先于天地诞生，独立存在又循环运动生生不息，可以作为天地万物的总源，我不知它的名字，勉强叫它“道”。
为什么说混沌是和谐的一种呢?混沌状态，天地未分，万物未形，没有善恶、高下、贵贱等各种尺度标准，按照佛家的观点就是无分别心，无我执，万物一体，一切都是整齐划一，一团和气，也就不会有差别，无差别就不会产生纷争，没有纷争战乱，世界大同和平。所以说混沌一体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和谐，最高级别的和谐，最原始的和谐。
老子哲学的终极目标，不是停留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高不可企混沌之道上的原始和谐，而是要将原始混沌道的和谐逐渐下落到人间、人事中去，用德来表述，推广，让混沌之道变得清晰可施行、可把握、可捉摸。《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他说：“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人间大德的形态，随着道为转移。虽然道这个东西，恍恍惚惚，看起来难以捉摸，但是其中有迹象，有实物，有精质，还是可以信验的。
道是混沌不分的，大德服从道，向道学习，圆融一体，无偏无私。所以《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圣人没有私心，将民心作为自己的心。百姓善良，固然善待;百姓不善良，也不摈弃，这就是得到善的表现。百姓诚实，固然信任他们，百姓不诚实，也以诚对待，这就是得到诚信的表现。圣人治理天下，收敛内心无私无欲，在圣人的治理下，百姓也浑朴无机心返璞归真，圣人像热爱孩子一般爱护百姓。
如此说来，老子貌似善恶不分，是非不辨，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老子是构建一种兼容并蓄的伟大精神，以近乎无私无偏的大公之心，让万物各尽其性，道法自然，实现无为而治。《道德经二十七章》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天下的事物存在即是有用，不要以刻意的是非标准，格子条框它们，而造成，失衡，有违和谐。大德之人没有分别，不会遗弃任何事物任何人，只会让他们各自成长得更好，辅助万物之自然。
中国历史上，党争之祸接二连三，屡禁不止。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朝也不例外发生过元佑党争、庆元。公元960年，北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一夜间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建立宋朝，他立下一条规矩：有宋一朝不杀士大夫。然而，宋朝的读书人，也未能因此而免祸，更在不断贬谪的路上饱受侮辱。北宋中期，程颢程颐两兄弟创立后世号称的“程朱理学”。经靖康之变，南宋偏安一隅，理学传播遍及江浙，影响蔚然，成为一时显学，出现一系列大师级人物，如朱熹、吕祖谦、张栻、周必大等人。可是，当朝统治者宋孝宗排斥理学，认为清议误国，由此，无论在朝抑或在野都形成了两派，道学家与非道学家，这两派争论不断，互相打压，后愈演愈烈从学术分歧转变为事件。
话说公元1194年，宋孝宗驾崩，儿子宋光宗因不服丧被冠以不孝之名。外戚韩侂胄和皇室宗亲赵汝愚得到太后懿旨，逼迫光宗禅位给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赵汝愚因拥立有功被封为右相，韩侂胄希望宁宗封他为节度使，成为一方诸侯，但遭到了赵汝愚的极力反对，由此结怨，两人嫌隙日深。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赵汝愚尊崇理学，便将朱熹召入经筵﹐为皇帝讲书。好景不长，韩侂胄运用手中权力将朱熹贬谪出京，流放至岭南山区，接着以赵汝愚的皇族身份不适合担任丞相职位为由，奏请宁宗将赵汝愚外贬永州，赵汝愚因不堪车马劳顿而病死赴任途中。此时，一批正义官员不满韩侂胄行为，纷纷为赵汝愚鸣冤，韩侂胄将他们统统划分为道学一派，进行打击贬谪。凡与他意见不合的士大夫都被称为“道学之人”，又斥道学为“伪学”。凡科举考试中，文章涉及义理的士子，一律不予录取，儒家的四书五经更是为当朝。不久，宋宁宗又下诏，订立“伪学逆党清单”，名列党清单中的人都受到了压制排挤贬谪，乃至致死的惩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受到牵连，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
“伪学逆党清单”的出炉，标志着庆元的巅峰。巅峰之下，必是滑坡。公元1200年，理学大师朱熹在福建逝世。一个当时的学界宗师之葬礼却平淡无奇，几乎没有民众去吊唁，只有朱熹的几位忠实的学生简朴地将他埋葬了。朱熹死后两年，历时六年的“庆元”才彻底结束。国家的悲剧在于它因言废人，让光芒闪耀的巨星掩埋尘埃。人间是非皆由人定，当权者囿于己见，借题发挥排除异己，学术争论沦落为的杀人工具，这是历史的一种。
1957年，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标志着反斗争在全国开始。指示声称：“资产阶级分子，是、反人民、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由于中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少数等55万人错划为“分子”。在文化大期间，许多分子饱受折磨，饱经人格侮辱，落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浩劫，大恶难书，让人不寒而栗。人士章伯钧先生说：“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精神，确立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庄子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又说“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所谓，真理没有确理，言论没有定准，是非、对错、曲直没有标杆，儒墨各自以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才是正确的，这样才形成各种差别、界限、争论。人间社会犹如罗网，人心沉溺自我，彼此的争端中不能自拔，造成心灵的自闭，违背精神的自由和谐。只有以开放的心灵，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层层界限，包涵万有，平等齐物，与道通于一，才能实现身心的大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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