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禄制是什么
祠禄制是两宋特有的职官制度，隋唐未兴，明清不继，是宋朝佑文政策的产物之一，它虽可以溯源至唐代的宫观使制，但性质却颇不相同。唐代的宫观使，是实际执掌宫观事务的宫观官。而宋代的祠禄官，虽叫做“监某庙”、“提举某宫观”，却与宫观事务没有太大关系，“祠”与“禄”之间基本脱离，只是借名食禄而已。此制始设于宋真宗，初衷是为了“佚老优贤”，是专门提供给的一种福利政策。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宋祠禄之制》条中表述甚明：“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这时的祠禄制度，“莅兹重职，允属台臣”（《宋朝大诏令集》卷五九《向敏中景灵宫使制》），得者位高，数量极少。到王安石变法，祠禄制变成了“以处新法之异议者”（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一）的名头，阙位大增，对象向中层官僚放开，从以前的寥寥数人，变而为几近百数。之后，发展势头迅猛，到了南宋初年，今日可统计出的祠禄官就已达一千四百余名，如果考虑到南宋版图缩小、官阙减少的因素，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南宋的中高层士大夫，鲜有未得祠禄者，倘不小心被，其命运无非就是“自乞奉祠”或“落职奉祠”了。这对于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士大夫而言，自然是人生的挫折，但对于那些不甚追求或者无力追求仕进的人来说，倒也算是一条很好的退路。比如大儒朱熹，本来当官的时间也不长，口头还常常嚷着“请祠”，因为“奉祠”对他来说确实是较好的选择：既然不能得君行道，我不妨回乡讲学、谈道著说去罢，还照样能拿点国家的钱。
为“祠禄”在南宋的泛滥，许多仕途不顺的士人都摸熟了“请祠”的退路，这自然给南宋朝廷带来了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史学界对其评价较为消极，如香港学者梁天锡先生在大作《宋代祠禄制度考实》中就认为它除了造成财政负担外，还对士风与吏治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1）党人奉祠，党祸益烈；
（2）贪吏奉祠，聚敛成风；
（3）失职与祠，吏治日坏；
（4）失检与祠，士风大变。这些结论都是可信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祠禄制度又有其积极意义，尤其是它对南宋文学、学术发展的影响，更应给予正面评价与充分估量。
梁天锡先生说：“虽然，宋理学家若朱文公之辈，每藉祠禄以养生，即开办书院讲学者亦偶有之，然千中无一也。”他显然看到了祠禄制的积极意义，只是因站在经济、立场，仍有意回避而对此不作讨论。祠禄官制的广泛实行，乃至泛滥，客观而言，在制度上促成了一批颇具才学的士人离朝在野，成为里居地方的精英群体，并使得这一群体得到空前地扩大，同时又为这批不能一展抱负的士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具有社会福利性质。
这种福利让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基本的经济保障，可以相对从容地专注学问、研习诗文。由于祠禄制度又有“任便居住”一项，所以他们还具有非常自由的人身活动空间和思考创作空间。换言之，祠禄制度保证了一群失意但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的物质基础、创作时间和自由氛围，为他们专心著述、游戏诗文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可以稍列一些曾经“奉祠”过的南宋士人名单：朱熹、叶适、真德秀、魏了翁；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前四位是著名理学家，后四位是著名文学家。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奉祠里居都是重要的时段，是他们著书立说、谈诗论艺的主要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生的成就多少都受惠于祠禄制度。
还是先举我们熟悉的朱老夫子说事。朱子一生曾多次请祠，这在史料文献中颇可容易寻得。当他再次获准续发祠禄时，曾兴致勃勃地在《与刘子澄》信中开篇即说：“老兄归来无事，又得祠禄添助俸余，无复衣食之累。杜门读书，有足乐者。”其自得之态，可以想见。祠禄的钱并不多，但已足以保证基本的生活，朱子的诸多著述恐怕正是祠禄“滋养”出来的。
陆游在诗中也多次谈及祠禄，所谓“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七十一翁吟》），恰是这俸钱支撑他老年的生活。他又有首《山间杂咏》云：“祠禄留人未挂冠，山园三亩着身宽。百年竟向愁边老，万事元输静处看。花径糁红供晚醉，月天生晕作春寒。汗青事业都忘尽，时赖吾儿举话端。”诗中所言，正是祠禄留给他无职而有禄的状态，能于其间较为泰然地享受村居生活。
刘克庄在答朋友的诗中曾说“牢落祠官冷似秋，赖诗消遣一襟愁”（《赠翁定》），以写诗来消遣不得仕进的愁闷，体现出的是祠禄制度底下的人生苦痛，同时又是诗歌创作的绝好契机，祠官的冷落，让文学成为了他人生的主题。不惟如此，刘克庄的许多朋友如林希逸、徐明叔等也因为“奉祠”而里居，这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时间，在一起组社唱和，大大促进了彼此的诗艺交流与诗思碰撞。
由此看来，宋代祠禄官制的冗滥，确实让朝廷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不过，因为拿钱的都是中高层士大夫，他们中间又有些“人中龙凤”，国家财政的这笔支出，大概也不算是全部打了水漂。与其给污吏搜刮去中饱私囊，倒不如拿笔钱“投资”文学、学术，其间虽说让些许不学无术的人沾了便宜，但还是起到了“养士”的作用，为培育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贡献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