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史学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
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
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彩。
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
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