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之死清朝僵尸在自然的长眠
我,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1711年9月25日出生于一个充满荣耀的朝廷。306年后,我在1799年2月7日与世长辞。在我的治下,中国清朝焕发出无比的辉煌,我是从1735到1795年的皇帝。
我深知天朝之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外夷货物,但为了体谅西洋各国的困难,我允许在澳门开设洋行,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坚持天朝法制森严,每一寸土地都开列于版图,不容分割。英人请求赏给土地一事,我断然拒绝,因为这对国家安全和尊严都是必要的。
我是雍正皇帝第四子,也是最有才华的一位,从小就深得祖父康熙喜爱。在雍正即位时,就被确立为继承人。自小得宠而几乎没有遭遇挫折,便顺利登上最高宝座,这也许是导致我“好大喜功”的原因之一。
在内政方面,我并未创造太多新举措,但成功地继续施行了雍正时期的政策,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维持了统治高层稳定的局面,使社会经济在稳定发展中达到繁荣。我特别自豪的是自己的“十全武功”,自己也因此自称为“十全老人”。
这些所谓的“十全武功”包括平定西北准噶尔部、两次征服西南金川、一次林爽文起义、一次缅甸、一次越南以及两次尼泊尔廓尔喀。但实际上,对历史影响较大的,只有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迫使大、小和卓木逃离,并巩固了中央政权对190多万离心倾向土地的地位,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
除了“十全武功”外,最显著的是文化上的成就。我本身是个热心文艺爱好者和赞助者,有诗作达四万多首,对游玩名胜古迹常常亲题诗于其上。我也是个藏书家,为此组织了一系列文化工程,如编撰《四库全书》、《大清会典》等,以及校刊重刻《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书籍,其中尤以《四库全书》的编撰最为著名。
我的晚年曾陶醉于同历代帝王比较,认为自己不仅得到国土扩张、臣服普及、民庶安宁,而且许多方面都能与前任相媲美甚至超过。而且,即便是在享受豪华庆典巡游(其中包括孕育无数风流传说的“六下江南”)的时候,也始终保持着睿智和多才多艺。此时,是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时期,而君主们思想制度都达到了顶点。当我沉浸于这种迷梦之中,欧洲列强正在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而我们则被看似超稳定的结构束缚住了脚步,大清王朝开始成为腐朽落后的象征。
尽管如此,由于维护领土完整及文化贡献(包括正负两面),我仍然勉强进入历史排行榜中,与其他帝国一起共享太平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