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四大美女之争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何以不见教训
唐代中期的节度使权力极大，藩镇节帅自行任命节度使，将吏代己，部将自代，以致节度使形成“家族化世袭”，这是唐廷最不愿承认的现实，也是权力无限膨胀的最高形式。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突发事件。憧关失守更是玄宗挥之不去的梦魔，其在未作任何军事部署的情况下仓惶逃离长安。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唐廷和地方州县的联系断绝，整个唐王朝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危局，唐玄宗在入蜀过程中在内地设置了河南、河中、山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的多个藩镇，一些由皇子遥领。企图通过在内地推行藩镇体制，赋予地方更多的军事自主权，以达到对抗安史叛军的手段。
肃宗灵武即位后，又继续推进内地的“藩镇化”，以达到以藩制藩目的。在加强关中地区安全与遏制安史叛军攻势方面，还设置了汴滑、郑陈、淄青平卢等镇；为了阻遏叛军南下江淮，又设置山南东道和淮南西道等节度使；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控制并保证财赋输入关中的目的，再次设置了淮南浙江东西二道节镇。
据统计，在肃宗时期，就有40个以上新设立的大大小小藩鎮，其中包括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等职务。这一系列政策旨在通过大量设立新的 藩 镇来稳定内部局势，对抗外敌威胁，并且增强中央集权，但结果却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割据，使得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各地动向，最终走向割据分裂的情形。
随着时间流逝，即便是在德宗统治时期，当面临建中削藩战争和奉天之难这两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时，也只能不断调整和重新配置这些相互牵绊的地理战略布局。而每一次调整都带来了新的问题，最终导致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脆弱，而地方割据则愈发根深蒂固，最终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