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有人做事也难
朝廷有人，做事也难文／刘诚龙朝廷有人好做官，但朝廷有人是不是好做事？事实表明，光是朝廷有人，要做事恐怕依然会有点难度的。曾国藩受大清一把手咸丰天子之命，在湖南组建湘军剿洪秀全之“匪”。曾司令看到湘省官员做好事，次次做得坏；做好事，件件又做不好。所以他在司令部设立了审案局，绕过巡抚，绕过地方式院，直接派部队捆索子捉人，来一个土匪头子捉一个，来两个抢劫嫌犯捉一双。一时间，湘省肃然，严打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对于湘省官员来说，把大暴徒捉完了，今后哪来的收入？捉一回大暴徒，再把大暴徒放出去，这才是执法之产业链条啊，官员的福利全是仰仗这个利润空间的。曾司令这样做不但夺去了湘官们捉人审案的权力，更截断了其财路，湘省官员自然咬牙切齿。不过曾司令是天子派来的，一般地方官员是作声不得。曾国藩兴办团练，不但把地方权力抓了一把在手，更把军事权切来一块，天天把湘省军区士兵拉到野外拉练。大清到末世，八旗子弟兵已腐朽不堪，汉人绿营兵也多是兵痞了，酗酒泡妞个个奋勇，行军打仗人人拉稀，哪里经得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最先起来造曾司令反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一天，清副司令带了一队正规军，直赴曾国藩民兵营地，特来炸友军（非误炸焉），把曾司令的警卫个个都打伤了，曾司令靠跳窗夺路，才捡了一命。这次大水冲龙王庙事件，就发生在湖南巡抚府旁边，巡抚骆秉章就是躲着不出来。曾国藩一路逃命，最终逃到骆巡抚这里寻求保护，要求严厉处理部队。骆巡抚只是低头办公，不哼气，过了好久，才淡淡地说：曾大人息怒，清司令是好司令，大家不要伤不和，以后打仗还得靠清司令的。曾国藩这里没人可说话，但上面是有人的，他是皇上的红人，哪能受得这股窝囊气？曾司令有恃无恐。他之恃者有二：一恃天子，有一把手给他撑腰；二恃正义，他做的是为圣明除弊事。靠山靠得牢，理由站得住，他怕什么？曾国藩一纸状子，告到天子那里，说“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又说清副司令“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更指出国家形势严重， “现值粤贼窜逼江西，楚省防堵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最终直言不讳请求： “响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未几，皇上命令下达，将清副司令“革职拿问，由督、抚讯明定拟，交刑部审查”，这就是移送司法组织了。然则曾国藩从此真能办大好事，好办大事了吗？他向地方政府要钱，地方政府说：现在财政穷苦啊，钱拿不出；他向地方政府要营房，地方政府说：现在地皮那么贵，用地镇静啊；军地闹矛盾了，他请求地方政府出面调解，地方政府说：部队的事，地方哪里管得了……弄得曾国藩一点脾气都没有，在长沙呆不下去了，只得借口湖南南部形势不稳，带着一千多个团丁，移防南岳衡山附近的衡州城。之后，曾国藩守孝三年，菩提顿悟：政界得以“天下之至柔”，才能“驰骋天下之至坚”。单有正义在胸和上面支撑，就想扫荡政界顽习与老例，哪能呢？于是，曾国藩不再做政界愤青，做的是政界遗老了。诸如已往非常厌恶的“烂赏”、“逢迎”、 “吃喝”、 “邀功”与“不说谎话办不成事”等政界恶习，他都是看得惯了，不时也同流合污。已往念的是圣贤书，现在念的是“狐狸(fox)经”了，“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因为与世俗文法战，使的都是“至柔战术”，不是“至刚硬碰”，他不再动不动就向领导打小报告，而是与同僚搞好干系，所用都是为臣之术与道了，这才成为中兴名臣、做官模范。不少先人学习曾国藩做官，险些不学他前期的做官法，学的都是其前期的“狐狸经”。（日羽摘自《廉政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