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寿彝，中国着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抗日、团结、。拒绝开放政权，加紧强化统治，并接连发动“剿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背离了历史的主流。对于中国领导者的，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的中心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第一，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错误看法。
1931年9月22日，中央制定《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原因是：（1）摆脱经济危机，“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加紧进行反苏战争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量军队中国的土地、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1）武装保卫苏联；（2）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一切帝国主义）；（3）消灭政府（包括在野的“派”）；（4）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5）求得“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这些主张，放过了真正的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而把非主要目标和可以联合的力量作为主要的对象。这就完全离开了当时的形势，离开了中国的中心任务。
第二，把“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对日宣战”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
《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0月25日出版）有一篇题为《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在此次反日运动一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认定“对日宣战”是反的口号，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政府是反对宣战的。
第三，把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对立起来。认为国防政府是从买办地主到小资产阶级共同主张的反政权。
思美（洛甫）在《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20日出版）发表《满洲事变中各个派别怎样拥护着的统治？》一文说，各反派别都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认为反势力“要，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他强调中国的政权只能是工农，即苏维埃政权。
第四，所谓“中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与土地两巨潮的汇合”的问题。
博古在《论民众与民众政权的口号》一文中说：“中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这段话包含有许多基本错误观点：（1）民族与土地的汇合（结合）问题，从整体上说两者是不能分离、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阶段上，则可以有先后、轻重、主次之别。为了抗日可以暂缓土地，可以把反帝与土地分开解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认为两者只能同时进行。（2）“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问题。土地的直接目标是反封建，是反对国内的阶级、制度，它只是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反帝的性质。“左”倾理论把土地说成是反帝的，强调了中国的反世界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左”倾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3）土地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的对象和性质。
第五，“民众推翻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的先决条件。”
在《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1年4月14日）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的政权，消灭这个反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包括其中的各个派别）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蒋”是抗日的前提。逻辑的发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为抗日）是倒蒋的前提。
第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一切中间派别。
1931年5月1日，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说：“对于改组派、取消派和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应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1933年7月24日，中央《关于帝国主义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说：“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工会，反对工会的首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联合。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的反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的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与反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进攻的辅助工具。”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集中力量去推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的中心任务。
选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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