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指康有为于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启超等一千两百位公车联名向北京的光绪皇帝上书，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举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运动的开端。 背景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参加完乙未科会试的各省举人云集北京，等待发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割让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地十八省与奉天三省（中国东北）举人接连响应，共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各省举人与数千北京官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帝。 结果及影响 虽然，上书被清朝官方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思考中国如何救亡图存于欧日列强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争议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那是一次流产的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