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堂之上任谁也难以施展英才
曾国藩受大清一把手咸丰天子之命，在湖南组建湘军剿洪秀全之“匪”。他看到湘省官员做好事，次次做得坏；做好事，件件又做不好。所以他在司令部设立了审案局，绕过巡抚，绕过地方式院，直接派部队捆索子捉人，一时间，湘省肃然。
但对于湘省官员来说，把大暴徒捉完了，今后哪来的收入？捉一回大暴徒，再把大暴徒放出去，这才是执法之产业链条啊。曾司令这样做不但夺去了湘官们捉人审案的权力，更截断了其财路。
曾国藩兴办团练，不但把地方权力抓了一把在手，更把军事权切来一块，每天把湘省军区士兵拉到野外拉练。大清到末世，大部分八旗子弟兵已腐朽不堪，而汉人绿营兵多数是兵痞了，对行军打仗缺乏准备和能力。
这次大水冲龙王庙事件，就发生在湖南巡抚府旁边，当时巡抚骆秉章只是低头办公，不哼气，只淡淡地说：“曾大人息怒，将会有所作为。”然而，这样的态度让曾国藩感到无助，他必须依靠皇上的支持来完成他的任务。
因此，他向皇帝报告说：“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其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最终请求将清副司令革职，并且指出国家形势严重，“现值粤贼窜逼江西、楚省防堵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结果，最终皇上命令将清副司令革职拿问。
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他们反复推诿说现在财政穷苦，没有钱给他要的要求。一时间，有点脾气都没有的曾国藩，只得借口湖南南部形势不稳带着几千名士兵移防衡州城。在那里，他守孝三年，最终悟到：“政界得以‘天下之至柔’才能‘驰骋天下之至坚’”。
于是，他放弃了过去对政治的批判和改革，而是学会了适应和利用现有的体制。他开始看待那些令人讨厌的“烂赏”、“逢迎”、“吃喝”、“邀功”与“不说谎话办不了的事”，变得更加宽容并且参与其中。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努力很有限，与敌人的战斗不过三四分之一，与世俗文法斗争却占去五六分之一。这就是他的智慧所在——用柔弱的手段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不是硬碰硬地与他们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