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科举首都录取名额为何如此偏高历史上有趣的名人故事中又如何照顾官二代让我们一探究竟

历来，首都录取名额之高，实乃科举制度的特殊现象。历史上有趣的名人故事中，也有许多关于“官二代”优遇的记载。这不仅体现了朝廷对勋贵家族的偏爱，更是科举制度中的明显不公平。如今，“异地高考”改革正蓄势待发，一方面旨在解决城市新移民子女升学难题；另一方面，它也触及了高考录取公平性的问题。在一些“高考大省”的学生眼中，以京沪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与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地区之间分配差距，便成了他们无法认同的一大议题。

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在科举时代便存在着“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的问题。科举制度，从其建立之初，即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紧密相关。下面，我们将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深入分析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分配的问题。

自隋唐时期起，科举制以选拔读书人为目的，但早已形成了一种严重倾向：首都录取名额远超其他区域。在唐代，每年长安府能提供数十人甚至百人的解送机会，而一般州份只能派出两三位秀才。这便构成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矛盾——首都录取名额过于庞大。

宋代亦然，有的地方解送参加中央考试的人数极少，比如广东和陕西，只能派出84和123人，而开封府则能够派出266人。此外，国子监108人的解送也不算在内，这使得国子监加上开封府参与中央考试的人数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无怪乎司马光会感叹：“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时期，顺天府（北京）的舉人总量依旧最高，如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共有185位舉人，而浙江仅有152位廣東則只有102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科举制度终结。这一切，不仅体现了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地，因此要照顾“官二代”，而且反映出了首都是集中优秀教育资源的地方，同时京城文化圈子的优势也让其成为了解竞争动态的一个理想地点。但这一切，都掩盖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度性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