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科举首都录取名额为何如此偏高甚至偏爱官二代这是关于历史故事的一个深刻探讨

历来，首都录取名额之高，远超任何一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的终结。首先，这与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地有关，高录取名额实为对“官二代”的照顾，是制度性的不公平。此外，首都确实集聚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京城文化圈更便于考生了解考试动态。如宋代司马光所言，“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首都在科举录取上的优势。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1日第AA29版，作者：沈彬，原题：《科举时代的“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

近日，“异地高考”改革加速推进。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子女升学难题；另一方面，“异地高考”也触及到了关于高考录取公平的问题。一些来自大省的学生，对以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以及边疆地区教育落后的低分录取情况持有疑问。这并非偶然出现的问题；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在科举历史上就存在着“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的问题。在科举制度中，由于采用分科选拔士人的方式，它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紧密相关。

下面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分析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录取名额分布。

起源于隋唐时期，以考试选英雄，并替换被门阀贵族垄断察舉制，为普通百姓提供更多晋升机会。在唐代，一级国家级考试没有地区限制，但地方州份根据大小选拔人材，只不过长安（今北京）每次多拿数十至百人，而一般州份仅能争得两三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提到：“京兆尹岁贡秀才，与百郡相抗。”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首都招收的人数过多。

到了宋代也有相同问题。通过地方试场选拔参加国家试场的人选叫做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当时开封府解额有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和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包括在内，因此开封府和国子监合并后进入国家试场成功者的比例占所有参加者的半壁江山，无怪乎司马光会说：“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或开封府解送之人才。”

直至清朝顺天府（北京）的秀才数量依旧领先全国，其同治元年的总数达到185人，而浙江仅有152人，广东则只有102个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清，那些居住在皇宫附近的地方，都拥有极大的优势，而且这种偏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一点对于那些不是官宦家庭出身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这样好的教育资源，也因此很难通过这一系统获得成功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体系，它完全忽略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机会，让那些已经享受着特权的人继续保持他们的地位而不会改变。不管怎样看，都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它成了一个高度倾向于保护既有的权力结构，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更加僵化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