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好舅子安史之乱背后的割据危机与皇帝的沉默教训
唐代中期的节度使权力极大，藩镇节帅自行任命节度使，将吏代己，部将自代，以致节度使形成“家族化世袭”，这是唐廷最不愿承认的现实，也是权力无限膨胀的最高形式。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突发事件。憧关失守更是玄宗挥之不去的梦魔，其在未作任何军事部署的情况下仓惶逃离长安。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唐廷和地方州县的联系断绝，整个唐王朝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危局，唐玄宗在入蜀过程中，在内地设置了河南、河中、山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的多个藩镇，一些由皇子遥领。企图通过在内地推行藩镇体制，赋予地方更多的军事自主权，以达到对抗安史叛军的手段。
肃宗灵武即位后，又继续推进内地的“藩镇化”，以达到以藩制藩目的。在加强关中地区安全与遏制安史叛军攻势方面，还设置了汴滑、郑陈、淄青平卢等镇；为了阻遏叛军南下江淮，又设置山南东道和淮南西道等节度使；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控制并保证财赋输入关中的目的，再次设置了淮南浙江东西二道节镇。
据统计，由笔者所见，大约有40个新设立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单位，其中包括了多种类型，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等。这一政策旨在平定安史之乱，并且有效地增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内部各个区域控制力的范围。此外，它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分裂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变得更加脆弱，从而加速了帝国走向衰落的一个步伐。
随着时间流逝，即便是在肃宗之后，由于吐蕃不断侵扰，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动荡不安，此类问题依然存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只要这个制度体系存在，就会一直产生出这种割据行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而当代宗时代到来，他采取了一种姑息政策，即尽量稳定这些割据势力的力量，而不是直接削弱它们，这样的做法虽然暂时缓解了一些紧张关系，但同时也让这些割据势力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制度。
到了德宗统治期间，由于建中削藩战争以及称帝后的奉天之难事件，大量新的边疆区被设立出来，但这并不代表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试图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稳定局面的小技巧。但结果显示，无论如何调整都无法避免最终走向灭亡，因为这种割据行为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而最后，当所有手段都已用尽，只能选择饮鸩止渴，最终注定只能如此前行至国破家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