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的为政举措有哪些
柴荣于在位短短的六年间，有志于励精治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澄清吏治
柴荣在位期间，澄清吏治，对于文武贪吏屡加重责，成效明显。《旧五代史》认为他“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宋真宗亦称其“用刑峻急，诛杀过当”。不过，到了统治后期时，他已经“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今据新旧《五代史》，列其大略：
显德元年（954年）九月，右屯卫将军薛训因“监雍兵仓，纵吏卒陪敛”被除名流放沙门岛；宋州巡检竹奉璘因“盗经商船不捕获”被斩于宁陵县。十月，在叶县巡检时“挟私断杀平民”的供奉官郝光庭以“弃市”处决；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厚取耗余”之罪，被勒令自尽；
显德二年（955年）正月，诏令朝中群臣各举荐一人，允许不避亲嫌，但需要在“授官之日，各署举主姓名”，一旦发现被举者贪赃无能，便连坐举主。十二月，酷吏陶文举在宋州征收残租，致使州民数千人受刑，“冤号之声闻于道路”，甚至有数人“不胜其刑而死者”。此举被“以为不允”；
显德四年（957年）十月，左藏库使符令光因制造军士袍襦不及时，“以小过见诛”。“人皆冤之”；
显德五年（958年）十二月，擅杀降卒的楚州兵马都监武怀恩被定罪弃市；又赐死贪污榷税钱五十万、官丝二千两的楚州防御使张顺。
选才纳谏
显德元年（954年）七月，柴荣一举任用范质、李谷、王溥为相；又力排众议，拔擢不由科进第的魏仁浦聘为枢密使。在显德四年（957年）十月规定制科科目时，还诏称：“不限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泛指民间在野之人）并许应召（考试）。”
柴荣办事谨慎，虚心求谏，他曾极为诚恳地专门下诏要求群臣尽量上书言事，还点名让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等二十多名大臣各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篇。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大臣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修订刑律
柴荣在位时，亦对刑律进行修订，于显德五年（958年）七月颁行《大周刑统》。
军事
整顿禁军
柴荣鉴于高平之战中周军将不用命、士不能战的教训，于显德元年（954年）下诏整顿军队，他指出：“侍卫士兵，老少相半，强弱不分。”“况百户农夫，未能瞻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众，宜一一点选。精锐者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不用，又不虚费。”他命禁军将领赵匡胤广募天下壮士，“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又裁汰老弱士卒，拔擢强壮者。通过整顿，节省了开支，更重要的是，使后周的禁军成为一支威震邻国的精锐之师，史称“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南征北战
柴荣即位后，有扫灭诸国、澄清天下之志，而大臣王朴在《平边策》中提出了“先易后难”的主张，即：先攻下江南（南唐）、岭南（南汉），再取巴蜀（后蜀），其后是辽国的燕云之地，最后是河东（北汉）[26]。柴荣采纳王朴之言，并以此制定统一大计。
柴荣在位期间，主要进行了四次重大的战役：
①显德元年（954年），北汉、辽国联兵南侵，柴荣御驾亲征，于泽州高平（今山西晋城高平）大破北汉，稳定了政权；
②显德二年（955年），派兵西征后蜀，接连收复前朝丢失的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甘肃武都东南）、成（今甘肃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四州之地；
③显德二年（955年）至显德五年（958年）间，三度亲征南唐，将长江以北的淮南之地尽皆夺取，并迫使南唐臣服；
④显德六年（959年），北征辽国，在四十二天内连收三关三州，共十七县的土地。
至柴荣在位晚期，后周的疆域已经大有扩展。
修浚边防
显德二年（955年）三月，委派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与彰信节度使韩通率领军卒及民夫，疏浚深州和冀州之间的胡卢河；并在李晏口夹胡卢河修建城垒，派重兵戍守。其后派德州刺史张藏英召募边境骁勇之民组成一支精悍的边军，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边民得以安居乐业。
编修兵书
显德三年（956年）二月，兵部尚书张昭奉诏撰成《制旨兵法》十卷，“凡四十二门”。
经济
柴荣关心民间疾苦，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改革措施，如均定田赋、限制佛教、奖励农耕、恢复漕运及兴修水利等举措，使得地方生产逐渐得到恢复：
均定田赋
显德二年（955年）三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对逃户回归的年限有详细的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显德五年（958年），他读唐人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大受启发，于是命人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在淮南之战结束后，下诏将淮南诸州乡军“并放归农”。
扩建开封
柴荣刚即位时，开封城内道路逼仄，拥挤不堪。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颁布了建筑开封外城的诏书，“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志”，进而阐明了扩大城市用地的打算，至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征发开封府及近畿的曹、滑、郑州丁夫十余万开始建筑。在旧城之外新建罗城，相当于原来的四倍。
在扩建的同时，也给了百姓很大的自由，即等新城规划好，各类公共设施都选址完之后，百姓可以在剩下的土地上自行建造。显德三年（956年）六月，又下诏就道路宽度和绿化、建筑退线都列出了要求。此外，柴荣还对开封的水系景观进行了营造，允许市民在河边种植绿树，建设标志性建筑。这些举措，使得开封的面目一新。
限制佛教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当年废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仅保留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还俗僧尼多达六万一千二百人，收效显著。
兴修水利
显德元年（954年）十一月，黄河在郓州界决口，“数州之地，洪流为患”。柴荣征发丁夫六万人，派宰相李谷监筑河堤，历经三十日而完工。
显德六年（959年）二月，征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发滑、亳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东流于定陶，入济，以连通青、郓的水运之路。又疏浚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使得“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六月，黄河在郑州原武县（今河南原阳）决口，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征发丁夫二万人筑堤。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漕运、铸钱等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如显德二年（955年）九月，下诏禁天下铜器，议立监铸钱，规定除“县官法物，军器次寺观钟磬钹铎之类所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次年十月，诏：“漳河以北都县，并许盐货通商，逐处有咸卤之地，一任户煎炼。”
这些举措，减轻了后周国家的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文教
教育
柴荣为纠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弊端，在显德二年（955年）下诏决定亲自阅览新举进士的诗赋、论文与策文。
显德四年（957年）十月，规定制科为三种科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谓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
显德五年（958年）三月，令翰林学士李昉对被贡者进行复试。次年二月，下诏：“礼部贡院今后及第举人，逐科等第定人数姓名，并所试文学奏文，候敕下发榜。”
礼乐
在文化上，柴荣延聘文学之士，于显德五年（958年）命翰林学士窦俨参定雅乐，集文学之士，撰《大周通礼》、《大周正乐》；显德六年（959年）正月，王朴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又校订律准[7]；又搜求佚书，雕刻古籍，大兴文教。
书史
显德四年（957年），命兵部尚书张昭编修周太祖及后梁、后唐末帝的实录，至次年撰成《周太祖实录》三十卷。
柴荣重视国家的藏书和文化建设。曾多次亲临史馆视察藏书情况，见藏书太少，便下诏采取激励政策，钦定凡献书之人，均给以优赐。聚而又校，选常参官三十人，对所藏图书进行校雠、刊正、抄写，并令在书卷末署校书名衔。为后周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
历法
除此之外，柴荣还对历法进行了修订：显德二年（955年），命端明殿学士王朴校定历法，王朴于是“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设通、经、统三法，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步日月五星”，撰成新历，被命名为《显德钦天历》。
对外关系
南唐
淮南之战爆发时，南唐元宗李璟致书柴荣，“称唐皇帝奉书于大周皇帝”，以兄相称；待到战败后，自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奉周正朔”。柴荣为表诚意，也相继释放被俘的南唐文武将臣、士卒。此后，柴荣于显德五年（958年）九月及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分赐南唐牲畜、钱绢等物。
同时，名义上臣属南唐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也在淮南战后派衙将蔡仲赟等扮作商人，取道湖北，向柴荣表示归附诚意。显德六年（959年），又遣使奉表贡献，柴荣赐诏嘉纳。留从效为表诚意，还要求在京师建置官邸，但柴荣顾及南唐的颜面，因而未允。
后蜀
柴荣在位期间，攻取被后蜀占据的西北四州，此后将蜀地降卒数千人放回。显德二年（955年）十月，后蜀后主孟昶亦曾试图与后周方面接触，但柴荣因孟昶在国书中自称“大蜀皇帝”，有分庭抗礼之意，故而不作回复。
吴越
吴越国一向臣服于中原王朝。柴荣即位之初，加吴越国王钱弘俶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淮南之战期间，吴越应后周要求，出兵攻击南唐。柴荣于显德五年（958年）九月及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分赐吴越牲畜、钱绢等物。
高丽
显德二年（955年）十月，高丽国王王昭遣使进贡。十一月，柴荣遣使加封王昭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
柴荣为统一全国，需要大量的铜，因而在显德五年（958年）再遣使携带数千匹帛前往高丽交换铜，王昭也在翌年遣使献铜五万斤。显德六年（959年）正月，王昭再遣使进贡方物。
回鹘
显德二年（955年）五月，甘州回鹘遣使进贡。
女真
显德六年（959年）正月，生活于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女真部族“遣使贡献”。
占城
显德五年（958年）九月，占城国王因陀罗跋摩三世（中国史为“释利因德漫”）遣使进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