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中的催人泪下朝廷深处的难题与挑战

曾国藩受大清一把手咸丰天子之命，在湖南组建湘军剿洪秀全之“匪”。曾司令看到湘省官员做好事，次次做得坏；做好事，件件又做不好。所以他在司令部设立了审案局，绕过巡抚，绕过地方式院，直接派部队捆索子捉人，一时间，湘省肃然，严打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对于湘省官员来说，把大暴徒捉完了，这今后哪来的收入？捉一回大暴徒，再把大暴徒放出去，这才是执法之产业链条啊。曾司令这样做不但夺去了湘官们捉人审案的权力，更截断了其财路。然而，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如若敢作声，也是小可一介微臣，不足为虑。

曾国藩兴办团练，不但把地方权力抓了一把在手，更把军事权切来一块，每天拉士兵到野外拉练。大清末世，大部分八旗子弟兵已腐朽不堪，而汉人绿营兵多数也是兵痞，只知酗酒泡妞，无心行军打仗。因此，当长沙副将清德带着正规军直赴曾国藩民兵营地，要炸友军时，以跳窗夺路才勉强逃脱一次生死。

此次大水冲龙王庙事件，就发生在湖南巡抚府旁边。而当时的巡抚骆秉章只是低头办公，不哼气，他说：“曾大人息怒，将这件事交由我处理。”这样的态度，让原本气愤至极的曾国藩感到了无力和孤立无援。

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身份以及背后的支持者，他依旧有恃无恐。他之恃有二：一恃天子，有一个顶头上司机给他撑腰；二恃正义，他所做的是为圣明除弊的事。在靠山靠得牢、理由站得住的情况下，他怕什么？

最终，当他向皇上告发清德副将的情报，并请求其革职时，最终结果如期而至。但即便如此，“移送司法组织”之后，从此真能办大好事吗？答案似乎并不明显。他向地方政府要钱，却被告知现在财政穷苦；他向地方政府要营房，却被告知现在地皮贵用；甚至于请求调解矛盾，也遭到了拒绝。不久后，由于形势不稳，一千多名团丁随行一起迁移到衡州城附近的衡山地区。

从此以后，在守孝三年之后的一日中，那位菩提顿悟：“政治界应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然而，即使拥有正义和高层支持，与顽固传统和现实相抗争仍是一场艰巨任务。在经历周折后，他放弃了原有的激进理想，只愿意成为一种例证——那些年辛苦与敌对势力战斗不过三分之一，与世俗文法斗争却占去五六成的人物。不过，这些经验教训也让他学会了一种新的生存策略——与同僚搞好关系，用“狐狸经”取代前期的“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