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有什么恩怨纠葛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下面就来看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纠葛吧。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的政敌，也势必要与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佑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
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
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
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