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神话故事传说中鲁迅与梅兰芳两位大师之间的相互成见深不可测如同星辰间的永恒裂痕直至今日犹存
事情要从1933年说起，那一年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访华，上海文化界名人几乎倾巢而出，鲁迅与梅兰芳自然也在上海共同出席了欢迎聚会，但他们形同路人，一句话也没讲。因为相互隔阂太深，已无法弥补，而两人又都是性情倔强之人，因此，这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也没有进行沟通，更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文化巨人就这样失之交臂。
我以为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是由于鲁迅对京剧乃至梅兰芳的多次批评、讽刺是主要原因。在鲁迅的杂文和通信中，他先后有十多次提到梅兰芳，语气多不恭，对其表演艺术也颇多嘲讽。在《社戏》里，他说他二十年里只看过两回京剧，无非是“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戏台下是“太不适于生存了”。这就不无偏见。
最让梅兰芳不能接受的是，鲁迅在几篇文章里对他公开讽刺，用语颇为刻薄。如1924年的《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挖苦道：“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来看，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虽然没提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说的是梅兰芳。而1934年11月5、6两日，他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上下)》，文中指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的士大夫往往会促其灭亡。他批评了梅兰芳和造梅、捧梅的一班士大夫，以及叹惜他未能跳出玻璃罩。
然而，如果将这一段话放入更广阔的人物历史背景去理解，或许还可看到其中隐含的情感纠葛。这并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误解，而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审美观念以及时代变迁等诸多问题的大辩论。如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当时双方所持立场，并尝试找到一个更加平衡和包容的心态去理解那段历史，也许才能真正超越过去，让那些被时间抹去的情感重焕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