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绮丽男安史之乱背后的割据秘密唐帝是否沉迷荣耀
唐代中期的节度使权力极大，藩镇节帅自行任命并世袭，将吏代己，以致节度使形成“家族化世袭”，这是唐廷最不愿承认的现实，也是权力无限膨胀的最高形式。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是一个突发事件。憧关失守更是玄宗挥之不去的梦魔，其在未作任何军事部署的情况下仓惶逃离长安。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唐廷和地方州县的联系断绝，整个唐王朝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危局，唐玄宗在入蜀过程中在内地设置了河南、河中、山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等多个藩镇，一些由皇子遥领。企图通过在内地推行藩镇体制，赋予地方更多的军事自主权，以达到以防御为目的，对抗安史叛军。此举旨在稳定地方政局，同时确保中央与各地之间保持紧密联系。
肃宗灵武即位后，又继续推进内地的藩镇化，以达到以强制为基础的心理控制，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抗叛军的手段。在这个期间，由于战略考虑和安全需求，在关中的汴滑、郑陈、淄青平卢等重要地区设立了新的边疆防线；而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大规模侵扰，以及维护江淮地区财富流通，为保证关中的经济安全，不同的地理区域也被设立了诸多新建或调整过的地方治系统。
据统计，肃宗时期新增加的地方治制度包括节度使、高级官员以及其他行政机构数量超过40个。这一政策显然是在努力塑造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威胁且可控性高的地方治理体系。在四大区域（关内、中原、大运河及边陲）设立的大量藩镇主要目的是保障这些关键地域免受外患影响，同时维持内部秩序；而那些相对较少设置的地方，如淮南、三江浙西，则因为历史上较少受到直接威胁，因此得以保持较低水平配置。
随着时间推移，即便吐蕃频繁侵扰仍未能减轻该趋势，因为增加或减少地方管理单位相比于其影响深远性的复杂性而言，更易于采取行动。而代宗时期尽管有所调整，但整体上依旧选择稳固当前形态，从而没有进一步扩张或缩减这类管理单元数目。
德宗统治期间，由于建中削藩战争以及奉天之难所引起的一系列动荡，使得本已复杂多变的情势变得更加混乱。不仅如此，那些原本存在但遭到削弱甚至废除的地界划分又重新被恢复，而新建的地界划分则逐渐消亡，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再次陷入混沌状态，加剧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日益尖锐的问题。这一周期里，无论是增添还是取消这些管理单元，都似乎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用以巩固自身力量或牵制反对派势力。
然而，无论是出於必需还是出於强迫，最终结果都是不可避免：大量建立起来但缺乏有效监督和调控机制的事实上的自治区让帝国走向了一条无法挽回的道路——到了最后，每一次重大冲击都促成了更广泛范围内割据行为乃至全面的解体，让这曾经辉煌帝国彻底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