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科举首都录取名额为何如此偏高甚至被指涉及官二代的特权这不正如传统故事中所描绘的那般让人不得不深思
历来，首都录取名额之高，实乃科举制度的特殊现象。如同古代传统故事中所描绘，首都不仅是朝廷勋贵的聚集地，更是“官二代”的摇篮，这种制度性的人事安排，无疑体现了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偏袒。这种状况自唐代至清朝，一直未有根本改变。
据《送辛生下第序略》所记载，在唐代，每次京兆府（长安）分配出的秀才名额往往数十人或百人，而其他州份不过两三人，如同柳宗元笔下的“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宋代亦然，以嘉祐五年为例，开封府解额达266人，而陕西、广东各只得123人、84人；国子监108人的解额更非在开封府内。此等情形，使司马光不得不指出：“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了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仍旧居全国之冠，如同同治元年，其名额达到185人，与浙江152人、广东省102人的差距显著。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不仅反映了首都是教育资源集中和文化圈子的优势，也凸显了对于地方考生的不平等待遇。
因此，可以说，从历史上看，“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的问题并非新鲜事物，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演变和深化。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从国家考试与地方考试、地域公平与考试公平两个维度出发，以期全面理解这一复杂而又微妙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