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宽衣博带之风
魏晋时期险恶、社会动荡，然而魏晋风度却是今天人们乐意探讨的话题。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气度，就连他们所着服饰也以宽衣博带为主要特色。这是为何呢？
魏晋时期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残杀，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直下，同中原汉人争夺生存空间。从汉到三国鼎立到代魏，政权不断嬗递，王朝频繁更替。这样的社会现实，加剧了魏晋士人内心的幻灭感，滋生出人生无常的观念，传统的人生价值观，由神圣变为虚伪可笑，过去敬仰、崇拜的东西顿时灰飞烟灭，昔日风流皆作幻梦一场一切都给人以虚无的感觉。梦醒过后依然如故，只有自我、只有潇洒活着才是真实的。因而，人们无限地珍爱自身的生命本体，生活放荡，愈气豪迈，尽情地追求物质享受与声色之欢。在有限的岁月中获得逍遥超脱的生活乐趣，摆脱人生苦闷与孤独。
于是上流社会的男子为主形成了热衷自身修容美饰的新潮流，这种热衷与追求，淡漠了《周礼》的服饰威仪与等级，消解了孔子的服饰伦理情感，而是从美化自身，从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时代的氛围也在此中积淀。于是王公贵族、士人??自上而下的，一个乔装打扮低眉顾影的男子服饰新潮迅速形成。虽然《礼记》上明确指出：“男女不通衣”，但是在新时代风潮中，也许因为贵族女装别具一格的缘故，所以儒家教义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出现了贵族男子着女装的现象。这也是热衷自身修容美饰的一大表现。
然而这股对容貌、服饰过分刻意追求的潮流渐渐引发了另一种的产生，一批不甘溶入浊流的哲人、诗人们一方面不满甚至不屑于这种具体琐屑的世俗装扮，他们也主张珍惜生命，欣赏人类自我，但他们寻求的是精神自由，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的境界。他们一反世俗的精雕细琢，提倡粗服乱头、宽衣博带，以叛逆的姿态奏响了中国服饰反文化的交响曲。当时上自三公名士，下至黎庶百姓，均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袒胸露腹为尚，整个社会在服制礼仪上显得不那么泥古拘束了。这种服饰境界，凝聚着他们既开放又孤独，既浪漫又压抑的心灵结构。
如当时的竹林七贤，其深沉讥世、放荡不羁的形质大多借助于袒露上身或宽衫大袖的着衣方式来表现。阮籍宽袍大袖，以旷放任诞、蔑视礼法而著名，这同他在生活中的谨慎适成对照。嵇康于众目睽睽之下坦然裸态或者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笃信神仙，研养生之术。刘伶解衣而饮，以屋室为衣裤与客人抗辩。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自己穷无以晾，便以竹竿将大裤头高悬院中以互相映衬。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魏晋的服饰从何晏、曹植时代的华服严妆发展到阮籍、嵇康时代的粗服乱头、宽袍大袖，二者看似矛盾，其实都是对服饰境界过分重视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后者宽衣大袖、飘若游云的风格打破了衣服的束缚与匠气，与古希腊的服饰异曲同工遥相呼应。这些人在服饰美的追求上有一种不谋而合的高逸时尚。
粗服乱头、宽衣博带的浪漫超脱、不拘礼法的服饰风度是魏晋服饰的主流。魏晋时期文人穿着方式的改变源于对本身的存在价值的慨叹、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索，而玄学引导了魏晋的思想。以表达自我为主要目的，对传统的礼法服饰非常蔑视。对精神的放达、容貌的俊美和神采的飘逸的追求反映在服装上首先是款式的“松”。而魏晋时期的男装则飘逸洒脱。造成魏晋宽衣博带服饰风格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动荡的社会环境对晋人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几百年间政权林立，国家，长期陷于动荡离乱之中。由于战争不断，豪门世家、士族之间相互争斗，给士人们带来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于是，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主导了整个社会，士人们极力地放纵，侈靡享乐，却又弥漫着对死亡的恐惧与对人生短促的感慨。由于这两种矛盾的冲突，使得当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形成了种种异端思想，冲破了汉朝以来高度集权下的儒家大一统思想，老庄的无为思想抬头，经济虽然混乱，但在精神上却是极为热情解放的年代，社会空前的活跃。
这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文人雅士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玄学在士人们之间成为了一种时尚，强调返璞归真，一任自然。对人的评价不仅仅限于道德品质，而纷纷转向对人的外貌服饰，精神气质的评价，他们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妙的内在人格，从而达到内外完美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著名的魏晋风度。表现在服饰上就产生了粗服乱头、宽衣博带的风潮。
2、玄学与自然理想的影响
因为读书不能立功有为，所以玄学、佛学、道学便成为魏晋士人的共鸣之音。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崇尚对个体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兴盛，体现出时代士人们对个人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学与佛学兴盛的土壤。道教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吸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
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来源；在道教上，道学家们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追求归本返朴、归根复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去病为宗旨的“房中术”，研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全力关注“人如何不死”的问题。这一思想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的佛教。二学（佛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这种格局致使魏晋士人尚虚无超脱，重旷远放达。而粗服乱头、宽衣博带正是表现出这样一种玄远、高逸的气质。
3、对前朝服饰的集成和对异族文化的
一方面是因为宽大的裙裾式服装历来是汉族衣装的主流，大体上承袭了秦汉遗俗，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是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异族占领，到处是紧身窄袖的异族服装的情况下，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族文化的冲击与之融合，但南朝名士们坚持穿这种宽松的汉族衣冠也隐含了异族文化的意识。
4、出于方便、实用的考虑
一方面，南方气候相对温暖，利于宽衣的存在。魏晋文人宽衣博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服药有关，服药是魏晋上流社会的风俗，当时的人们把服药作为求生、求美誉、求享乐的手段。这种药名为“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是一种巨毒药，服用后伴随药力发作，产生巨大的内热，因此需要一整套极其烦琐而细微的程序，将药中的毒力和热力散发掉，若散发不当则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散发程序包括吃冷饭、步行、冷水浴、喝热酒，而且是好酒，并不能穿过多过暖的衣服。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这样评述服药对服饰的影响：“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如说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与宽衣博带相搭配的是木屐，这一行为一方面是与魏晋名士潇洒飘逸、目无礼法的行为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与服药有关，鲁迅说：“吃药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