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后院是唐朝安史之乱背后的割据风云与皇帝遗忘的教训

唐代中期的节度使权力极大，藩镇节帅自行任命节度使，将吏代己，部将自代，以致节度使形成“家族化世袭”，这是唐廷最不愿承认的现实，也是权力无限膨胀的最高形式。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突发事件。憧关失守更是玄宗挥之不去的梦魔，其在未作任何军事部署的情况下仓惶逃离长安。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唐廷和地方州县的联系断绝，整个唐王朝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危局，唐玄宗在入蜀过程中，在内地设置了河南、河中、山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的多个藩镇，一些由皇子遥领。企图通过在内地推行藩镇体制，赋予地方更多的军事自主权，以达到对抗安史叛军的手段。

肃宗灵武即位后，又继续推进内地的“藩镇化”，以达到以藩制藩目的。在加强关中地区安全与遏制安史叛军攻势方面，还设置了汴滑、郑陈、淄青平卢等镇；为了阻遏叛军南下江淮，又设置山南东道和淮南西道等节度使；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控制并保证财赋输入关中的目的，再次设置了淮南浙江东西二道节镇。

据统计，由笔者所见，大约有40个新设立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单位，其中包括了多种类型，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等。这一政策旨在平定安史之乱，并且有效地增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内部各个区域控制力的手段。在这些区域里尤其是在四大方向（关内河南省山南省及江南省）设立较为密集的情报网目的是确保这片土地不会被敌人渗透或蔓延，从而维持稳定局势。而另外一些如漕运沿线以及边疆地区则相对较少，因为这些区域相对比较宁静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吐蕃侵扰导致剩余叛匪被安置于河北，因此形成了一批所谓的地界范围从广泛到狭窄再至广阔的一系列变迁。尽管如此，在追求稳定性上，这并不意味着减少而是增加这种割据形态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巩固。此外，不同朝代间由于不同的政治需要与战略调整也影响着其数量与结构上的变化，使得这个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管理，最终走向分裂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