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公务员的租房生活揭秘古代官员的社会现状
在遥远的唐宋时期，一位名叫杜甫的诗人，在秦州的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无法入睡。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已故诗人李白的怀念，以及他们年轻时在洛阳相遇的情景，这些回忆至今仍历久弥新。杜甫曾写下一句著名的话：“京城满是那些得志者的衣冠车盖，只有那个人独自憔悴。”这不仅描述了李白和杜甫自己多年的困顿，也反映了当时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
自从科举制度诞生以来，“进京赶考”就像读书人的朝圣之旅，十年寒窗一朝登第，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杜甫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来到了大唐都城长安。
那么，这座大城市又是怎样的呢？
公元8世纪中叶，当唐玄宗天宝年间到来，长安城物阜民丰，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有50万人口左右。在全国官员总数18805人中，其中供职于京师者就有2620人。而且，由于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欧洲、中亚以及全国各地商人的云集，每当东、西市开市之时，就摩肩擦踵、挥汗如雨。此外，由于地方官员要定期进京述职接受吏部考课，所以络绎不绝，如同道路上的相望。
士民工商这样的庞大群体，加上政府办公、居民住宿、商家经营还有僧道等宗教场所占用土地和房屋，再加上盛世滋生的人口，而地皮却不会自我繁殖，因此二者的矛盾自然可想而知。我们只需看看皇帝身边的人们的情况，就能窥见一斑。
《旧唐书》记载，在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敕令内侍省管高品官共四千六百十八人，但除去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便每人加衣粮半分。这说明当时宦官中的宅业占比只有36.7%，约63.3%的人无宅可居。
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文学家白居易任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在长安漂泊17年的他依然没有自己的房舍。他在《卜居》中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这首诗真实反映了当时住宅紧张的情况。
造成住房紧张复杂原因包括达官贵人的住宅过大，以及他们纷纷创建别墅。而流行舍宅置寺观，为已故追福，为在世资福，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当皇帝把先帝古宅或自己藩旧邸为寺观，更是不胜枚举，如太宗贞观元年把高祖李渊通义坊“龙潜旧宅”改兴圣寺，又如代宗马璘所献宅置乾元观。朝廷中的达官贵人们也纷纷舍宅，用以资助佛教活动或作为政治手段使用。
